对抗熵增的武器是“负熵”和“做功”，其最大的目的就是实现系统内部“有序”。战场上，作战体系可视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诸军兵种参战力量相当于若干子系统，要实现作战体系的内部高度“有序”，就要建立并运行能够影响整个作战体系的“战争协同机制”。所谓协同，是指各种作战力量共同遂行作战任务时，在行动上进行的协调配合，其目的是确保各种作战力量协调一致地行动，发挥整体作战效能。

  从“熵”的角度进行解读，协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作战体系内部更加“有序”，从而对抗熵增。事实上，协同机制一直都存在，并不断演化，以不易觉察的方式影响着战争系统的运行。目前来看，主要存在力量、意识、思想三个层面的“协同”机制。

  熵（Entropy）的概念由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于1865年提出，用以度量一个系统“内在的混乱程度”。所谓“熵增定律”是指：在一个孤立系统里，如果没有外力做功，其总混乱度（熵）会不断增大。

  根据“熵增定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很多现象都能够得到解释，如房间不收拾会越来越乱，农田不打理会杂草丛生，食物放久了会腐烂分解，太阳会不断燃烧衰变……由此可以推导出：恒星终将熄灭，生命终将消失，宇宙终将变成一片死寂，沦为熵。这个最终的状态，也被称为“热寂”。由于熵增定律无处不在，爱因斯坦甚至将其称为宇宙“第一定律”。

  如果说熵增的本质就是“宇宙趋于混乱和无序”，那么人类生存和文明发展的过程，就是在对抗熵增。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中说道：“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定律，生命以负熵为生。”深刻指出人只有通过摄入食物和严格自律，才能够对抗熵增。换个角度思考，战争中，对抗双方消耗、杀伤、破坏对方力量体系的过程，也符合熵增定律，甚至可以说在加速熵增。那么，从自身角度出发，通过什么方式，可以有效对抗自身熵增，从而击败对手？

  答案是“熵减”。如果说熵增代表“趋于混乱无序”，那么熵减就代表“趋于清晰有序”。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战争中如何实现熵减？

  从定义来说，熵增的条件有两个：封闭系统＋无外力做功。只要打破这两个条件，就有可能实现熵减。也就是说，熵减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开放系统和外力做功。

  所谓开放系统，就是吸收“负熵”。对于自然界的植物来说，负熵就是阳光；对于动物来说，负熵就是食物链下游的动植物。对于战争中的武装力量集团来说，负熵则拥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战争是不断消耗的过程，因此，对于交战双方而言，后续补充的战斗人员、武器装备、弹药物资就是最大的负熵。这也是实现熵减最有效的手段。

  此外，情报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负熵。克劳塞维茨在经典军事理论巨著《战争论》中写道：“战争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军事行动所根据的因素总有四分之三隐藏在迷雾之中，迷雾带来的不确定性或大或小。由此，就需要敏锐与明察秋毫的判断力，与经验丰富能嗅探出真相的情报人员。”战场上，情报信息能够有效减少“战争迷雾”，为指挥员提供清晰全面的战争态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因此，不断补充的人员、装备、物资和持续更新的战场情报，都是非常重要的负熵，能够帮助作战一方对抗熵增，提高获胜概率。

  所谓外力做功，就是通过各种方式，使系统内部结构更加清晰有序，系统整体运行更加高效流畅，从而实现“熵减”。针对作战体系而言，压缩指挥层级、明确指挥关系、实施演练模拟、创新战法战术等等，都是优化结构、实现熵减的重要手段。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作战体系形成有机整体，内部结构变得更加“有序”，从而对抗熵增，实现熵减。但是，这些手段之间似乎都是相互独立的，缺乏内因驱动和有机联系。

  至此，本文将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决定一个相对独立系统内部“有序”程度的底层原理是什么？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个实验。2015年，日本池口研究室做了一个实验 。实验者将100个节拍器放在同一实验场里，然后随意的拨动钟摆，开始时每个钟摆都在按照各自的节奏摆动着，整个实验场处于杂乱无序的状态。随着时间推移，节拍器开始慢慢地趋向统一，最后达到同一频率状态，摇摆速度和声音变得完全一致、整齐有序。

  节拍器实现同频共振的原理在于，所有节拍器都处于同一块蓝色木板上，由四根细绳挂在支架上。这块蓝色木板会随着节拍器们的晃动而晃动，但节拍器们的晃动频率是不一样的，当大部分节拍器向左偏转的时候，板子就会整体向左移动，于是向右偏转的节拍器就会受到板子移动的干扰，使其偏转方向和频率逐渐发生改变。而本身向左偏转的节拍器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频率和幅度。最后的结果就是，100枚节拍器实现了频率和幅度的整齐划一。

  根据这个实验，可以得出结论：假定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由若干子系统构成，如果要实现这些子系统之间的高度有序，那么必须要建立和运行能够影响所有子系统的“协调同步机制”。

  自然界的类似同步机制无处不在，比如鸟群、鱼群、蜂群、蚁群等，它们结伴而行，同步迁徙、觅食、攻击或躲避。这种同步机制的深层次原理尚待科学家研究，但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这种协调同步的机制普遍且一直存在，且对各类物种的生存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战争。战场上，作战体系可视作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诸军兵种参战力量相当于若干子系统，要实现作战体系的内部高度“有序”，就要建立并运行能够影响整个作战体系的“战争协同机制”。

  所谓协同，是指各种作战力量共同遂行作战任务时，在行动上进行的协调配合，其目的是确保各种作战力量协调一致地行动，发挥整体作战效能。从“熵”的角度进行解读，协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作战体系内部更加“有序”，从而对抗熵增。事实上，协同机制一直都存在，并不断演化，以不易觉察的方式影响着战争系统的运行。目前来看，主要包括力量、意识、思想三个层面的“协同”机制。

  一是力量层面的协同。这种协同方式主要是通过“摆兵布阵”的方式来实现。例如，冷兵器时代，步兵、车兵、骑兵、弩兵分别列阵、相互协同，其中一种典型协同方式为“弩兵远射、车兵冲锋、步兵进攻、骑兵警戒”，通过远程打击与近距攻击相结合、正面进攻与翼侧防卫相结合，实现了诸兵种“攻防一体、整体作战”。

  机械化战争时代，步兵、坦克、火炮、飞机按照时间和空间节点实施协同：地面“大炮一轰，步战冲锋”，火炮射击形成徐进弹幕，步兵与坦克跟进实施“步坦协同”；空中火力实施远程空中遮断和近距空地支援，阻断后续敌军，支援一线作战。通过诸军兵种协同，实现“空地一体、纵深攻击”。为了使诸军兵种行动更加协调一致，同时避免误伤，指挥员往往会在进攻或防御地域采取若干控制措施，如制定兵力协同计划、火力协同计划、工事构筑和障碍设置计划，并设置若干道兵力调整线、火力协调线，等等。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对力量实施更加周密有效的控制，从而让所有参战力量发挥出整体协同的增益效果。

  历史上，通过力量密切协同赢得战争的例子数不胜数。如“贝卡谷地”之战，就是空战与电子战密切协同的经典范例。1982年6月9日，以色列对叙利亚发动突袭。以军首先派出无人机引诱叙利亚防空导弹阵地雷达开机，F-15、F-16、F-4战机和E-2C预警机、波音707电子战飞机紧随其后。其中F-15、F-16战机用于拦截叙利亚米格战机，以确保制空权，E-2C预警机全程提供指挥通信和电子干扰。

  这招果然奏效，叙军防空制导雷达开机后，虽然击落不少无人机，却暴露了自身位置。以军F-4战机迅速发射携带的反辐射导弹和空地导弹，通过信号追踪对其防空阵地实施打击；短短数分钟的时间，叙军苦心经营多年的萨姆-2防空导弹阵地便毁于一旦。防空阵地遇袭后，叙军战机升空拦截。但是这些战机还未进入贝卡谷地，就被以军波音707ECM切断了与地面中心的通讯。尔后以军以逸待劳、协同作战，击落叙军大量战机。经此一役，叙利亚被击落飞机82架，重创26个防空导弹连，而以军除了损失几架低成本无人机，几乎毫发无伤。这场战斗表明，信息化战争时代，作战力量的优化组合和密切协同，是实现熵减作战的基本途径。

  第二种，是意识层面的“协同”。这是比力量层面更高级别的协同，主要是通过增强“协同意识”的方式来实现。毋庸置疑，未来战争将是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信息化时代的战争对于指挥员的要求慢慢的升高：一是参战力量多，涉及陆海空天网电等多维空间内的多种力量；二是态势更新快，有时需要在分钟级甚至秒级时间内做出决策，对指挥员的指挥能力要求慢慢的升高；三是协同难度大，如登陆作战中涉及所有军兵种，且划分集结、装载、航渡、换乘、上陆、卸载、进攻等多个作战阶段，任何环节出错都会影响后续任务的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仅凭一名联合作战指挥员，很难胜任联合作战中复杂而沉重的指挥之责。

  一种较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实施“任务式指挥”。所谓任务式指挥，根据美军定义，是“为了有效完成作战任务，基于任务式命令并通过分散式执行，进而遂行军事行动的指挥活动”。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军的“美杜莎” 行动。“美杜莎”行动发生在2006年9月初，是北约多国部队对阿富汗武装主力实施的一次重要的战役级作战行动。美陆军特种作战部队第31特遣队在该行动中本来仅担负佯动侦察、引导打击、扫清残敌等任务，在联军地面主力部队遭敌伏击、进攻失利、己方误伤等情况影响下，第31特遣队主动出击，通过航空侦察发现并占据有利地形，吸引数千名武装分子对其实施包围，然后召唤空中火力对敌实施打击。战斗持续10余天，第31特遣队以100余人的兵力，与2000余名武装分子周旋。

  最终，在空中火力和炮兵火力支援下，特遣队以亡2人，伤30余人的较小代价取得毙伤武装分子800余人的重大战果，扭转了战场局势，以战术级行动拯救了“美杜莎”战役级作战计划，为北约联军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美杜莎”行动中，第31特遣队本已完成了自身任务，却始终重视着战场态势。在整个战场出现混乱、联军主力进攻受挫的情况下，指挥官杰瑞德少校认为：特遣队不能再按原定计划继续据守阻击阵地，必须主动采取行动，创造和捕捉战机，拯救友军和整个“美杜莎”行动。这种思维方法，就是任务式指挥的核心——指挥官关注的不单单是上级命令的完成情况，更是上级意图的实现程度；换句话说，指挥官不能仅仅站在自身角度考虑问题，而应该站在战场全局考虑问题。这种指挥方式绝不是下级对上级权力的僭越，而是在自身权限内最大限度发挥行动自由，从而获取和保持战场主动权，对敌“形成持续的相对优势地位”。

  任务式指挥并非美军独创，早在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战役中已经采取这一指挥方式。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常常采取的分散指挥，与任务式指挥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战例表明，意识层面的主动作为和相互协同，是实现熵减作战、击败对手的重要手段，也是未来指挥方式发展的重要方向。

  最高级别的协同，是思想层面的“协同”。这种“协同”主要是通过思想上的“武装”来实现。撇开道义、意识形态、武器装备等因素，但就战斗精神而言，历史上强大的军队，都完成了思想层面的“武装”。例如，欧洲中世纪历时近200年、多达9次的“十字军东征”，对欧洲大陆具有深远影响，其“十字军”就是由天主教士兵所组成、被宗教思想所武装的军队；二战中的德国军队，战争初期所向披靡，横扫欧洲大陆，其军队被法西斯思想所武装；侵华战争中的日本军队，攻占了大半个中国，其军队被法西斯思想和武士道精神所武装；解放战争中，我军同马步芳部的交战历史上，很久处于下风，直到后期才有所改观。其中兰州战役是第一野战军解放大西北中最关键、最激烈的一次决战。一野在第一次攻击中遭受重大挫折，数千战士伤亡竟然没能攻下哪怕敌人的一个据点。尽管最终在付出巨大伤亡后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但马步芳部的强悍战斗力给我军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马步芳部，就是由宗族观念维系、宗教思想武装的军队。

  再比如，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立国之战。当时中美实力对比悬殊：美国有3.1万架军用飞机，中国还不足200架；美国陆军平均4个人装备1辆汽车，中国陆军平均500人才有1辆；美军1个团的火力强度，超过中国1个军的强度 。中国士兵以陆军单一军种对抗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海陆空三军，在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等方面均不如对手的情况下，经过历次战役，最终赢得胜利，将战线度线一带。其中上甘岭、三所里、砥平里、横城、铁原等历次战役，更是打出了军威和国威。即使是第五次战役失利撤退的情况下，许多志愿军部队在发现美军反击速度和规模较大、情况危急时，不等命令，不怕牺牲，主动留下阻击，掩护友邻单位，最终使志愿军的撤退行动，没有演变成大溃败。通过一场场坚决的阻击战，美军的钢铁战车被一个个山头阵地拖住，最终没能在追击过程中撵上志愿军的主力。这支被美军视为“两次世界大战以来碰到的最强硬的对手”的中国军队，就是被思想所武装。以至于美军西点军校学者在总结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反复提及一句话：“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怕的是中国军队化。”

  三种“协同”方式相对比，其对军队内部“有序”程度的影响呈递增趋势。如果说力量层面的协同是“联合”，意识层面的协同是“耦合”，那么思想层面的“协同”就是深度“融合”。这种思想层面的“同频共振”，使得军队每一名士兵都能够在上级命令下全力以赴、视死如归，将整体战斗力发挥到极致。举个例子：如果上级命令A部队守住某座桥，以阻止B部队机动。力量层面的协同，能够保证A部队在准确的时间和空间节点抵达这座桥，与友邻部队相互支援协同作战。这种协同方式能保证A部队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但并不能够确保任务的完成。

  意识层面的协同，能够保证A部队在难以抵挡敌人攻势时，通过充分理解上级意图，主动撤至B部队机动路线上的另一处高地，继续执行拦阻任务。这种协同方式主要是依靠指挥官的联合意识和临机处置，如果对上级意图理解出现偏差，那么命令执行效果将大打折扣。而思想层面的“协同”，则能够保证A部队坚决、彻底地完成守桥任务，哪怕战至一兵一卒、流尽最后一滴血，也绝不让敌人从此桥通过。这种“协同”方式将达成目标视为第一原则，这一原则高于一切，乃至生命。这也是我军历史上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等英雄人物前赴后继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已经完全将自己视为军队集体的组成部分，在关键时刻坚决服从全局利益，宁可牺牲小我，也要达成目标、成就大我。

  熵增定律无处无在、无时不在，包括战争。但只要认清其规律，在吸收“负熵”的同时，努力“做功”，从力量、意识、思想等层面加强“协同”，就可以有明显效果地对抗熵增，实现熵减作战，从而提升击败对手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