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正值冷战高峰，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和军事格局都在发生明显的变化，给国际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同时由于政治因素，西方国家再次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这导致与西方的合作逐渐中断。

  然而在这一段时期，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水下威胁和严峻的军事技术挑战，急需弥补装备空白。

  而大量的035型常规潜艇难以胜任重要任务，新型的039型常规潜艇又还没有成功研制出来。

  于是，在这样一个中俄军事合作的大好局面下，中国海军决定引进俄罗斯“基洛”级常规潜艇。

  1974年，苏联红宝石设计局开始了一项新一代常规潜艇的设计工作，即877型潜艇。

  1980年，阿穆尔共青城造船厂开始建造编号451的潜艇，该潜艇被命名为B-248号，并在同一年完成建造投入服役。

  这些潜艇采用了双壳体结构，具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其储备浮力高达32%，最大潜深可达400米，装备6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能够发射多种型号的鱼雷。

  这意味着潜艇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射多枚鱼雷，六枚鱼雷可以在15秒内发射完毕。

  潜艇还装备了防空导弹系统，包括一部防空导弹发射架，搭载6枚全天候、中近程SA-N-8型防空导弹。

  这种导弹使用红外制导头，具备作战距离在600到6000米之间，可用于自卫和对抗敌方的舰载和飞行器威胁。

  这使得“基洛”级潜艇，成为当时世界上静音效果最好的常规潜艇之一，甚至被称为“海底黑洞”。

  90年代初，中俄两国开展了一系列，引进武器装备和技术转让方面的军事合作。

  为了有效推进这一合作，两国共同成立了混合委员会，涵盖外交、经济、军工和军队的主管，定期召开会议以确定合作项目的方向和计划。

  在合作的过程中，中俄两国派遣了大量专家前往对方国家进行考察，探讨技术合作、装备引进等事宜。

  其中，中苏首个引进项目是苏-27战斗机，这一个项目为中俄合作的开端，成为两国合作伙伴关系中的重要一步。

  中国海军派遣了一个70多人的高级考察团前往俄罗斯，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和下诺夫哥罗德等地的俄罗斯海军研究机构和工厂，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考察活动。

  这次考察的最大的目的，是了解和研究“基洛”级潜艇、猎豹级轻型护卫舰以及舰载武器等相关情况。

  圣彼得堡造船厂杂草丛生，空无一人，当初热闹的车间工厂，如今却荒凉到无法开工。

  他难以理解这潜艇究竟有何先进之处，傻大黑粗，看起来十分笨重，还不如国内研发的潜艇精致。

  实际上决定引进装备，一种原因是考虑到东南沿海的问题，急需弥补装备空白，提高海军实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引进其他几个国家的先进装备，来学习、吸收，提升个人的水平。

  尽管俄罗斯的潜艇研制时间较早，但其中仍有许多东西是我们尚未掌握、难以实现的。

  比如，“基洛”级潜艇的降噪技术，不仅经过理论分析和计算，还经过大量实验验证。

  研发减震浮筏、安装各种设备，然后投入实验室中在不同条件下的反复测试，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甚至舰上的模型也按一比一的比例制作，在疲劳试验机上24小时不停加载，通过十几万次加载来检验测试结构是否存在问题。

  从频谱的划分开始，经过细致的工作，确保了如此多的天线和雷达设备，能够同时运作而互不干扰。

  这些工作对于确保装备的性能和稳定运行至关重要，而我国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达到这些高水平的要求。

  好在俄方的工作人员除了一些保密内容外，对中方提出的技术问题都进行了详细解答。

  通过当地考验查证和与俄罗斯专家、工程师的交流，中国海军更深入地了解这些装备的性能、技术特点和制造工艺。

  尽管当时苏联已经解体，但俄罗斯在谈判中仍然残存着“大国沙文主义”的味道，一副大哥对待小弟的态度。

  甚至还有人把这场平等互利的交易，当做是对中方的“援助”，就像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在许多领域对华支援一样。

  可是此时中俄双方的地位已经趋向平等，这种态度显然不再适合双方平等地沟通。

  相比于俄罗斯的直截了当，中方倾向于委婉的表达方式，喜欢拐弯抹角地表达观点。

  起初俄方一直在推销的是基洛级877型潜艇，然而中方在得知636型潜艇更为先进后，就改变了采购目标。

  这让俄罗斯方面颇为为难，因为由于当时国家的财政问题，俄罗斯海军都尚未装备这款最先进的潜艇。

  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到中国，让中国的海军先他们一步装备上636潜艇，这让他们很不愉快。

  因为这些原因，在首轮会谈后，中方多次要求，俄方却一直没能提供满足规定的要求的技术规格书。

  他们最初提供的技术规格书内容过于简单，仅涵盖了一些总体概况指标，与中方的要求相去甚远，显得有些傲慢敷衍。

  一份详尽的技术规格书，对于确保双方在合作中达成准确的共识和明确的合作细节，至关重要。

  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中方不得不强调双方合作的商业本质，坚决地表明中俄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平等互利的贸易原则。

  1993年6月，中国海军第二批考察团前往俄罗斯，专程考察基洛级877型和636型潜艇。

  由于当时636型潜艇还不能登艇参观，中国海军代表团便提出，希望有机会能够参观俄罗斯海军现役的877型潜艇。

  然而俄方似乎并不太愿意配合，导致具体的参观计划拖延了很久，也没有给出安排。

  毕竟海军潜艇在技术和性能方面，涉及很多机密内容，不能轻易允许别国代表进入内部参观。

  但考虑到中国海军是他们的重要客户，俄方在经过一段时间考虑后，还是同意了参观的要求。

  不过，考虑到技术保密和安全的因素，他们在同意之际还提出了 “六不”的条件：

  参观派员人数“不能超过两人”，两位代表在潜艇内“不能互相讨论”，参观时间“不能超过一小时”，参观时“不能带翻译”，参观时“不能记录”，参观时“不能提问”。

  俄方出口的潜艇，想必在性能方面会有所保留，而此次参观的目的，就是尽量发现“差距”。

  虽然这样的“隐瞒”可完全理解，但中方还是希望这个配套的鱼雷，也能加入出售之列。

  在向俄方求证后，他们从最初的否认到后来的承认但不同意出口，似乎一直在犹豫不决。

  然而就在俄方代表团长接到高层通知，决定正式出售鱼雷时，他的一些下属却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决定出自于高层。

  涉及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决策，从来不会单纯地基于军事规划，还有对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战略考量。

  因此也可以想见，在这样重大的抉择背后，俄罗斯政府和军工企业所承受的压力。

  1994年7月底，价值十亿美元的四艘基洛级潜艇采购合同，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正式签署。

  根据合同，中国将引进两艘877型潜艇和两艘636型潜艇，以及这些潜艇所需的配套设施。

  同时，最终签署的合同金额，也比预算预期低了十几个百分点，为国家节省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

  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装备基洛级636型潜艇的国家，而一度陷入荒废的圣彼得堡造船厂，也因中国的采购重新振作起来。

  在整个谈判采购的过程中，既有斤斤计较的无奈，也有棋逢对手的乐趣，而遇到更多的还是朋友。

  在舰艇的交付仪式上，一位圣彼得堡市政府的高级官员，发表了深情的感言：“感谢中国朋友，你们不单单是救了一个船厂，更是挽救了半个圣彼得堡。”

  [2]购进基洛级潜艇对中国海军的影响[J].舰载武器. 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