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鲜回国之后，彭德怀调到中央主管国防工作，虽然从地方调到了中央，但是彭德怀依然保持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经常深入学校、部队、农村做调查研究，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

  在 “ ” 运动开始的时候，彭德怀和很多一样持乐观的态度 。一九五八年，彭德怀在从东北地区考察回到北京之后，以兴奋的语调给党中央和军委起草调查报告 “ 两三个月以来，基本上树立 了 ‘以我为主 ’和大胆创造的思想。现在他们已设计 出了不少新式武器和战斗器材新式武器和战斗器材，有些达到或超过了国际领先水平……”

  但是，彭德怀的乐观是有限度的，随着他不断地当地考验查证，特别是在西北地区考察之后，彭德怀看到了情况的复杂性。从一九五八年底到庐山会议前，除了出国访问之外，彭德怀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调研上。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彭德怀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中国，在调研过程中，他逐渐发现了在运动中，国民经济领域和社会建设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在一九五八年底的武昌会议上讨论粮食产量的时候，面对着大多数领导干部虚报的卫星数据，彭德怀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通过具体的数据提示警醒我们粮食没有那么多”。

  随后的庐山会议上，针对绝大多数领导只谈成绩，不谈问题的现象，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给予了批评：“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随后，彭德怀把他的调研报告分析整理并呈交审阅，在彭德怀谈到自己写信给主席的原因时说道：“相对的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具体政策上，是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或错误的。在庐山会议时，我所写的信，是起源于这样一些问题。”

  虽然当时的彭德怀已经离开了权力的中心，甚至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他仍然坚持实事求是，不愿趋炎附势，粉饰太平盛世。

  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罢免了职务，离开了，举家搬到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在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希望彭德怀党校学习，多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吴家花园的日子里，彭德怀每日的主要工作就是读书。

  为了弄清楚在庐山会议中自己有没有错，究竟错在哪里的问题，彭德怀读了大量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而且他还每周都到中央党校听课，汇报自己的学习心得，请老师为他做辅导。同时，彭德怀写下了许多读书笔记，做了大量的眉批。

  在眉批中，彭德怀记下了大量探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经济规律和党在经济建设领域的有关政策、方针的学习心得，可惜这些珍贵的资料在“中都以“扩散了影响不好”为由，被“专案组”付之一炬了。多年之后，彭德怀当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老师杨献珍教授用四个排比句形容彭德怀：“目不随人视，耳不随人听，口不随人语，鼻不随人气”,以此来描绘概括彭德怀的性格特征，突出了彭德怀“真正人的思想道德境界和独立人格特质。”

  一九六五年接见彭德怀时，曾对他说：“真理可能在你一边，你的问题由历史作结论吧,他鼓励彭德怀要努力工作向前看，并派他去大西南负责“三线”建设。在之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彭德怀当地考验查证了不少“三线”建设的工程，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从战备方面出发，他对西南三线基本的建设进行了科学的思考和构想，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其中有很多看法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依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正是出于对信仰的坚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学习以及对错误思想的坚决斗争，使得彭德怀的党性修养在时间、历史条件的一直在变化中稳步前进发展，并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

  早年的彭德怀虽然意识到旧社会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也憎恨资本家和地主对雇工和农民的残酷压榨，但这只是彭德怀内心朴素的阶级感情所自然产生出来的，并不能把它视为彭德怀党性修养中的一部分。

  真正让彭德怀产生质变，萌生出一名员所应具备的党性修养，还是他在湘军中的六年生活。虽然那时的彭德怀还没有加入中国，但他却清醒地意识到：资产阶级的腐朽反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中国的命运，大军阀们只想着自身的利益，而置百姓的存亡不顾；只有中国才是真正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出发，为广大深受苦难的劳动人民谋求幸福。

  当时在湘军中，很多士兵和下级军官不愿意成为军阀获取利益的炮灰，希望可以找到更好地出路，很多人都陷入了困惑之中。很多士兵和少数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迫切向找出路，但是找不到门路，自己又没有很好的方法，我也是当时这类人之一。”

  于是，彭德怀开始接触，他利用自己团长的职务以及军阀急于培养求成的心态，在湘军中成立了救贫会和士兵会，并邀请员黄公略等人前来做教官，为士兵灌输信仰。

  同时，彭德怀自己也在与的接触中发现了它的先进性和进步性，并逐渐接受了它的理论。这些都为日后彭德怀平江起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平江起义之后，彭德怀率领部队进入赣南，在井冈山与红军会师。从那时起一直到长征开始，彭德怀在保卫红色政权的战斗中越战越勇，慢慢的变成为了红军中一名不可多得的骁勇战将。但是，在中央苏区的几次的路线斗争中，使彭德怀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理论水平的不足，越来越希望可以接触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尤其是在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彭德怀更加困惑，在有关革命领导权的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后来，彭德怀回忆起在这几次路线斗争时自己的在政治上的“幼稚”表现时，曾经说道：“当时我也是第六年的党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摸边，多么需要革命理论武器!革命的热情吗，自问还是有的。”

  回到国内之后，彭德怀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光环之下，而是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潮中。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浮夸风”现象也愈演愈烈。一九五八年，彭德怀在甘肃敦煌县考察时要求当地领导干部在发展农业生产时应当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他指出：“包不了就不要勉强，超越了客观现实就要碰壁，就会犯错误，就会遭到失败。社会，人民要有高度的觉悟，物质要极大的丰富，没这个基础是不行的。随后，在湖南考察时，彭德怀对农村在“运动中的一些错误政策和做法，直接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他要求农村干部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准浮夸、说假话；不准欺压百姓，要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办好事。在八届六中全会上，针对连篇累牍的丰收数字，扶摇直上的“卫星”数据，彭德怀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风的天堂!”,他严肃批评了党内错误的“左”倾思想，打击了部分人的狂热性。在全党全国都头脑热胀的时候，彭德怀依然保持着冷静的头脑，逆流而上，旗帜鲜明地同错误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决地斗争，丝毫不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